紹興最早的公路是嵊新公路，就是現如今的嵊州新橋至新昌西站，長13.42公里，于民國12年(1923)動工，1925年建成通車。其次第二年通車營運的蕭紹公路，該公路是民國11年(1922)動工，在1926年建成通車。起點蕭山西興，終點紹興市區的北海畈，長48.58公里。再次就是紹興市區的民族實業家金湯侯先生投資的紹（興）曹（娥）蒿（壩）公路，該公路于1926年動工，1929年建成通車。它始于紹興市區的五云，終于上虞的蒿壩，全長36.7公里。因此，紹興城內在1926年有了北海畈車站，1929年又有了五云車站，至今具八十余年的歷史。
汽車站是公路汽車運輸公司的經營要素，又是公司對外經營的窗口，由于其特殊的地位，運輸公司歷來重視對車站的建設，以至于人們往往只知汽車站而不知其上級單位的公司。汽車站的經營性質，從解放前及解放初期的私有化經營，到對私有財產實行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后的國有獨家壟斷經營，再到改革開放后對民進國退的股份制改造，大多又成了民營性質。經營性質的不斷改變，公司員工從早先的為私人資本家打工，到后來直接為國家打工，再到現在為公司各大小股東、為自己所擁有的股份增值而打工，這是時代的進步，也是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。
第一節 金老其人
金湯侯是著名的公路實業家，是我們紹興交通人的祖師爺。說起民族實業家金先生，老紹興都略知一二，解放前其所擁有的財富，據傳半個紹興都是他的，故號稱“金半城”。筆者收有電子版的金老先生照片，是從母校稽山中學歷屆畢業生手冊制作扉頁時得到的，從照片上看金老前輩是一個很淳樸，甚至土氣，但十分可敬、可愛的老頭。其不但是相當有氣節的民族實業家，還是積極的社會活動家。
金老是紹興皋埠人，生于１８８８年，卒于１９６７年，享年79歲。其年輕時從政，隨后看破宦途，下海經商。他小的時候，家境并不富裕，父母是開小作坊的，做點面粉、醬油之類的。所以，金湯侯后來富甲一方完全是其個人努力的結果。幼年時上私塾，１９歲肄業于上海復旦公學，兩年后去江西臨川，跟著其母舅魯紫峰學做幕僚，后正式歷任縣、府、道公署幕僚。所謂幕僚就是為長官提些建議、顧問咨詢、幫助處理文書檔案、管理文職行政事務。清宣統三年（１９１１），任煙臺地方審判廳主簿，主簿是典型的文官,典領文書,辦理事務,大概相當于現在的秘書長。１９１３年起，先后任浙江省新昌、天臺縣知事、山東省署機要秘書及黃縣、即墨縣知事，頗有政績。知事是“知某縣事”的簡稱，就是縣長。金老在新昌任知事時，十分重視發展農村經濟，對蠶、桑、煙、茶等農業事務做了大量的調查工作，并提出了相應的發展規劃，并努力實施，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業績被載入縣志。
１９２６年，金湯侯開始從事交通事業，筑建紹（興）曹（娥）蒿（壩）公路，1929年竣工通車。1933年，向浙江省建設廳租辦蕭(山)紹(興)公路，1934年，租辦蒿(壩)新(昌)公路。1936年受聘任蘇(州)嘉(興)湖(州)公路經理，又租辦新(昌)天(臺)臨(海)公路。十年之間，連續經營５條公路，干事業有鍥而不舍精神，規劃周詳，處事精當，并知人善任，重視科學技術，充分發揮員工才能。在經營上確立完整制度，無論客運、貨運，切實做到安全、及時、方便，成績卓著，為社會各界所稱譽。
１９４１年，紹興淪陷，湯侯堅持民族氣節，化名劉紹成，避居滬上。抗戰勝利后，公路事業凋殘不堪，復全力進行恢復，蕭紹公路由戰后僅存的兩輛舊車，經努力發展至４８輛，并且其他各路亦取得較快發展。
除力營公路外，于地方公益事業亦不遺余力。１９３２年，發起并主持重修禹廟，同時與朱仲華等創辦稽山中學。1939年，代表地方向銀行貸款，赴贛購運糧食，緩解紹興糧荒。1946年，與邵力子、朱仲華等籌款在開元寺舊址創辦醫院，后由省衛生廳接辦，定名為浙江省立紹興醫院，就是紹興市區東街、解放路口的第一人民醫院。還出資疏浚河道，支持慈善救濟工作，對地方建樹甚多。
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，金老帶頭購買公債，并且將家藏大量文物及私人花園獻給政府，又將縣前街一座臺門捐贈給紹興紅十字會。１９５０年，作為特邀代表出席紹興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。１９５３年１月，將蕭紹、紹曹蒿、蒿新、新天臨４條公路移交給國家，蘇嘉湖公路由江蘇省交通廳收回。同年，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，當選為民革紹興市委員會委員。先后任浙江省第二、三屆政協委員，紹興市人民代表、市政協委員、市工商聯常委等職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遭受迫害，紅衛兵迫令湯老及家人站在一口棺材里游街示眾，還將“地主階級孝子孝孫”的牌子掛在其大兒子金若剛的頸上一同游街。不久，金老先生被迫害致死，于１９６７年含冤去世。１９７９年１月７日，紹興各界人士舉行追悼會，為之平反昭雪，恢復名譽，表彰其民族氣節和愛國行動，稱為愛國的民族實業家。
第二節 涉足運輸
金湯侯先生的悲劇是中國民族資本家的悲劇，現如今若不是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，回過頭來重新發展私有經濟，則金老先生必將徹底被遺忘。
目前追溯先輩的業績己是十分困難，筆者本人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參加工作，進前身是金湯侯的這家汽運公司時，己很少能聽到金湯侯的故事，只是在公司總部，在各鄉站，經常能發現仍在使用的金湯侯時期，蕭紹公司的辦公用具，那些笨重的黑色漆面的桌椅，柜櫥往往印有長框白色“蕭紹公司”的字樣。因此，追問那些老站務員，老駕駛員，但能說出個一二的已沒有幾人。
顯然金湯侯的故事凡口口相傳的早于三十幾年前就嘎然而止，八十多年來動蕩的歲月，顛覆的歷史，更迭的政權使留下的文字極為稀少，金老先生締造本地公路運輸業的豐功偉績，后人就只好憑一點點的資料，加猜想與推理才能體會其創業的艱辛，感受其成功的喜悅，共擔其遭遇厄運的沮喪。
１９２６年38歲的實業家金湯侯先生，決定開始從事交通事業時，當時國民政府省道局修筑的蕭紹公路，在1922動工并己于1926年建成；1923年９月又由私營公司開始承建嵊（縣）新（昌）公路，于1925年建成通車。蕭紹公路是浙江省第一條省筑公路，起點蕭山西興，終點紹興北海畈，長48.58公里。嵊新公路是嵊州新橋至新昌西站，長13.42公里，為我省第一條省筑商營公路。
25歲起就先后任浙江省新昌、天臺縣知事具強烈公益社會責任意識的金先生，肯定敏銳地察覺到了這是發展地方經濟的商機，尤其是其在新昌時，重視發展農村經濟，作蠶、桑、煙、茶農事調查時，交通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是有深刻體會的。故如何將蕭紹公路與嵊新公路連接起來，帶動大紹興的經濟發展是他日思夜慮的重大問題。況此時在錢塘江上造大橋，新昌至天臺、臨海的筑路工程亦在國民政府的熱議之中。于是一個宏大的計劃在他胸中形成了，先筑建紹（興）曹（娥）蒿（壩）公路，貫通蕭山至新昌。然后租辦蕭紹公路，蒿新公路，新天臨公路。使紹興的道路交通能連接省城杭州，直通沿海地區，帶動公路沿線城鄉各地的經濟發展，改變地方經濟的落后面貌。
計劃在于行動，具實干精神的金湯侯先生開始行動了，紹（興）曹（娥）蒿（壩）公路于1926年動工，費時三年，在1929年建成通車。它始于紹興市區的五云，終于上虞的蒿壩，全長36.7公里。
當然，在官本位的中國做大事是需要靠山的，聰明的金先生拉了軍人出身的新昌人張載陽入伙，先成立紹曹嵊省道支路汽車股份有限公司，封張載陽為董事長，自任總經理，再以公司名義集資，完成筑路目標。有了張載陽這位陸軍上將，又曾是是浙江省省長的支持，金老先生創事業當然就一帆風順了。
貫通蕭山至新昌的難另一難點是，紹興古城東首的五云到西邊的北海販。在千年古城內，開條公路是辦不到的，以石板路為主的道路，窄小得一把油布雨傘能遮住街路兩邊屋沿的檐頭水。在私有制年代，拓路拆遷是不可能的，于是只好拆公有的古城墻。為此，在張載陽的運作下，蕭紹公路終點紹興北海畈至五云的接線工程，由政府掏錢拆城墻，又有省道局修建筑路，于1928年動工，在1929年４月完工，全長3.77公里。拆去了紹興城西北角，從西到東的古城墻，1938年又因抗戰之需古城墻全部拆掉成了公路，使保存完好的紹興古城墻，計13556米蕩然無存，城墻的遺址就是目前的老環城路。
在金老先生的紹蒿公路開工兩年后，蒿杉公路也動建了。蒿壩至杉樹潭（今三聚潭），長34.1公里。由省建設廳公路局修建，省政府能出錢修路，使紹蒿公路能連接嵊新公路，這顯然是金老先生的謀略加張載陽的作用，該公路于1928年動工，1929年12月竣工。而嵊州市區至杉樹潭的嵊杉公路，長7.9的公里。則由嵊杉省道汽車有限公司承筑，為商筑商營公路，于1926年動工，1927年通車。至此，全長154公里的蕭（山）紹（興）曹（娥）嵊（縣）新（昌）公路全線通車。
現在我們不知張載陽，這位在軍界、政界的名人，在金湯侯這家公司是用白花花的銀子真入股，還是利用職權搞干股的假入股。但張載陽為這家公司的賣力是很顯然的，他利用自己的權力與影響力，讓政府既出錢又出力，不但在紹興市區搞了金老前輩辦不到的，蕭紹公路與紹蒿公路，在紹興城區3.77公里五云與北海販的連接線，又動用政府之全力，筑路34.1公里建成蒿杉公路，使紹蒿公路得以與嵊杉公路連接而直通了新昌，遠抵臨海。這至關重要的兩個工程，使金湯侯先生私有的紹蒿公路無限升值，奠定了他大力開展公路運輸業的發展基礎。
第三節 初成霸主
現如今我們無從查考，金湯侯先生筑紹蒿公路，向沿線各位地主、資本家買了多少土地，花了多少大洋。公路建成通車后沿線造了多少鄉站，投放了幾輛汽車。幸存的只有一張模糊不清，紹蒿公路起點五云站的照片。其實在金老前輩，以紹蒿公路為基礎，經營公路運輸業時，臨近兩地已有兩家汽車運輸公司在營業了。
一是1925年嵊新公路建成，筑路的那家私營公司就購福特牌客車２輛，計30座，運行于嵊州新昌之間。該公司雖早于金湯侯的公司四年開張，但因營運里程短而發展受限，故始終屬于小打小鬧式經營。
二是1926年建成通車的蕭紹公路，為配套運輸，這年的11月，省道局蕭紹段車務管理處成立，配福特牌客車46輛，經營蕭山至紹興的汽車客運，當時日發班次60多班，蕭紹線沿途設車站13個，全程票價是一塊銀元。
深謀遠慮的金老先生在成立公司時，就已留下收編其他公司的伏筆，他雖只擁有紹蒿公路，卻將經營紹蒿公路的公司取名為“紹曹嵊省道支路汽車股份有限公司”，擴張意圖十分明了。
金湯侯先生在1933年１月，通過租辦的形式將省屬的蕭紹公司收編，成立了地方私營性質的蕭紹長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、同時將私有的紹曹嵊省道支路汽車股份有限公司，改名為紹曹蒿長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，經營蕭山至蒿壩線班車客運。當時蕭紹、蒿、新一線，日發客運班次３１個，日客運量近千人次。
這年的嵊州新昌之地，公路運輸業的發展也有較大的動作，隨著蒿、杉、嵊公路的開通連接，蒿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，那個小小的嵊新公司就趁勢并入其中，這家公司開行蒿壩至新昌的客運班車，當時該公司有客車１４輛。但金湯侯先生走的是上層路線，蒿新公司開張的第二年也就是1934年，金先生向省政府租辦了國有的蒿新公路，輕松地將該公司收編了。
此時金湯侯先生任蕭紹、紹曹蒿、蒿新三個公司的總經理。當1936年受聘任蘇(州)嘉(興)湖(州)公路經理，同年又租辦新(昌)天(臺)臨(海)公路時，他就成了五家公司的總經理，是紹興城號稱“金半城”的實業家。
租辦，顧名思義是租公路而辦運輸，民國時期這種多元化的經濟成份參與公路運輸建設，績效是十分顯著的。金湯侯先生從1926年筑紹蒿公路始至1936年完成收編大業止，剛好十年，此時48歲的他，經營的蕭山至臨海公路，營運里程達260公里，沿線站點四十余個，完成了他立志公路運輸業時確定的宏偉計劃。
第四節 戰亂毀業
金湯侯先生在浙東一統公路運輸大業，他那蕭山至臨海260公里的公路運輸線，就是現如今104國道的一部分。104國道 ，始自北京終至福州，全長2334公里，金老前輩的經營擁有權，占了該線的十分之一強。有了這一基礎，深謀遠慮的他肯定又有了進一步發展公路運輸業的方略。
面對1934 年 8 月 8 日動工，即將竣工通車的錢塘江大橋，如何將自己擁有的這條浙東大動脈，公路運輸錢的經營權通過錢江大橋，伸向國內腹地，拓展業務接入心臟，成為國內的公路運輸大鱷，是他思慮的問題。而機遇的大門總是向有心人敞開的，當蘇(州)嘉(興)湖(州)公路向他招手時，其就不顧己是四家公司總經理的經營管理重擔而欣然遠行前往江蘇，出任蘇(州)嘉(興)湖(州)公路的總經理，這確是他實施進一步擴張的妙棋，為其經營線路通達首都南京做好準備。
在那個年代，48歲不算年輕，到了快步入五旬老漢，可頤養天年的人生階段。但自“復旦”走出校門步入社會25年來，從政后下海經商的人生歷程，使他不肯休息，也不敢休息。實業救國的理想，“革命高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”的訓令，是那個時代有識志士的座右銘與干事業的動力。
然而事與愿違，金老前輩壯志未酬的原因是日寇的侵華戰爭。他那發展公路運輸事業，寄以厚望通往腹地的跳板出了問題。1937 年 9 月 26 日建成通車的錢塘江大橋，僅僅存在了 89 天就被建造者自己炸毀了。
建橋者，我國著名的橋梁專家茅以升，抗戰爆發后他有一種不詳的預感，在建橋時他下令，在大橋南二號橋墩上，留下一個長方形的大洞，以備需要時填炸藥，對此茅以升沒有向任何人解釋原因。1937 年8月13日，淞滬會戰爆發，戰事吃緊，他留下一個長方形的大洞派上用處，11月17日清晨，所有的炸藥都已埋好，但因有大量的難民需從橋上通過，故遲遲不炸，直12月23日下午1點，日寇先頭部隊己接近大橋，茅以升才接到命令，炸了這親手而建的跨江大橋。大橋炸毀的這一天晚上，茅以升在書桌前寫下八個字：“抗戰必勝，此橋必復”，但這一愿望一直到1953 年才得以實現。
炸了大橋仍難以阻擋日寇的推進，于是就開始炸蕭紹公路上的橋梁及路面，以堵阻日軍的推進。浙東大動脈因此癱瘓，直至1945年抗戰勝利后，逐步修復，至1948年，路基路面恢復原貌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，經逐年整修，路面從原來的４至５米拓寬至８至10米，進而到10至16米。
公路癱瘓了，運輸當然不能再搞，壯志未酬的金湯侯先生，無可奈何地將部分車輛撤往浙南及浙西地區經營，而嵊州那一帶的公路則由當時的嵊縣復興公司，與日本人合辦的三光洋行繼續營運，此乃中華民族的一大悲劇，也是金湯侯先生的一大悲劇。
第五節 功成身退
１９４１年，紹興徹底淪陷，金湯侯堅持民族氣節，將部分車輛撤往浙南及浙西地區，委托他人管理，繼后為避免與日本人合作，自己則化名劉紹成，避居上海。
紹興淪陷后，日本人企圖利用金湯侯的社會地位，要其出任紹興維持會會長。金湯侯與好友朱仲華堅持民族氣節，冒著生命危險，雙雙化裝出城，逃出了敵寇的魔掌，舉家遷至上海租界內避難。
在出逃前的最初幾天里，金湯侯夫婦不敢住在人民路，后為紹興茶廠車間的那些深宅大院內，而是躲避在觀音橋南的“半農園”內，即金家花園，現兒童公園。老的紹興人應該記得從前兒童公園進去右邊有排小平房，就是金湯侯家的老屋。但還是難逃厄運，金湯侯夫婦躲避在那時，幾名敵偽匪特乘夜闖入園中，洗卻了金夫人的全部金銀細軟，本來體弱多病金湯侯的妻子遭此打擊，幾天之后，撤手人寰。金湯侯隨后續弦的妻子亦死于非命，于文革時期遭迫害至死。
抗戰勝利后，公路事業凋殘不堪，金老先生回到紹興，復全力進行恢復，修橋補路，購置車輛，使蕭紹公司由戰后僅存的兩輛舊車，發展至４８輛，其他各路亦取得較快發展，但具體的豐功偉績因戰亂及隨后的政權更迭，使這段歷史的查考己非常之困難。
金湯侯先生，因抗戰勝利的喜悅而引發的再創業熱情，持續的時間不長，隨內戰的不斷升溫而迅速減退。盡管兩黨之爭的戰火在江南浙東一帶比較溫和，但金老先生分明已認識到民國的氣數已盡，改朝換代的大勢已定。此時的他一定十分郁悶，非常惘然，萬分沮喪！
1919年五.四運動以后，新的主義進入中國時，他已31歲，是世界觀已基本定型的成熟男人，在“復旦”受過高等教育的他，是具政治敏感性及對世事判斷能力的，對國民政府的失望而棄官從商，三多年走實業救國之路，歷盡千辛萬苦，厄運不斷。當1949年中國大陸政權變更時，他是61歲的老人了，銳氣已被歲月所磨耗，信心指數早就跌入底谷，面對新政權的政治主張，對資本擁有者的嚴厲措施，金老先生肯定是心灰意冷，這從公司的經營每況愈下上可以察知。
１９５３年１月，他做了一個重大決定，識事務地將蕭紹、紹曹蒿、蒿新三家公路運輸公司，以經營不善，無力繳付稅金，償還貸款為由，在蘇嘉湖公路被江蘇省交通廳收回的同時移交給了國家，后經省政府批準，由省交通公司接收蕭紹、紹曹蒿、蒿新三家公路運輸企業，并以此為基礎，建立紹興國營汽車運輸公司。
聰慧過人的金老先生是時代的俊杰，當遭遇財富是罪狀的年代，他以無力經營為由，將蕭紹、紹曹蒿、蒿新、公路及各縣城汽車站，沿線鄉站，經營設施這一巨大財富，以累贅的形式，肯請政府收下。同時還肯請政府收下了，他的私人花園，他家藏的大量文物，又將市區縣前街一座臺門捐贈給了紹興紅十字會。
筆者猜想，這一功成身退的過程，金湯侯老先生在上海的次子，次女是起了作用的，這一雙子女在解放前，就是中共的地下黨員，熟知中共政策的這對兒女，對“金半城”前途的擔憂是必然的，棄財保身可能是那個時期，這個大家庭的重要議事日程。
此師爺之舉，使他能以浙江省第二、三屆政協委員，紹興市人民代表、市政協委員、市工商聯常委等的身份在世上多生存了十幾年，最終卻仍難逃厄運，迫害之死于文革，終年79歲。
為此，筆者常常思索，若沒有文革，沒有那場社會主義改造運動，解放初期執政者不是急著實現共產主義，而是遵循社會發展規律，發展市場經濟，按目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操作，則金湯侯是可以成為公路運輸業大鱷的。
但任何事件離開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來認識都是會有偏差的，也逃不出世事輪回的客觀規律，中共從開創以來做了兩件大事。先是想方設法將個人的財產變成公有的，后又想方設法將公有的財產變成私人的，如此折騰都是符合辯證法則，順應世界潮流的。
當腐朽沒落的組織消亡以后，新的組織便從中吸取養分，建立與上期不同的全新的體制，以利用階級矛盾，獲取民心，穩固政權，但隨著時間推移又走上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道路上去了……
